纪念今年的六四，心情与过去非常不同。自香港爆发反修例运动以来，我甚少在公共领域系统性地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一方面有生活上的原因，另一方面也有对自己观点的发展有时不时的质疑。写完了一堆草稿，不是烂尾，就是觉得“还缺点什么”。

微博被软性封号（即还可登录，但账号无法操作，别人也看不见）对于我是一件还蛮惊讶的事情。特别放在新冠肺炎肆虐，官员欺上瞒下所导致的医疗系统崩溃和人间惨剧之背景下，非常荒谬。有时我也会想，“不自我审查”这个原则，放在今日中国的公共讨论里，会不会是一个天真的想法。不审查的结果就是别人听不见，也会被“顺民”当作偏颇有失中立的言论来看。

可是这种结果的想象，我觉得可能更荒谬。繁体中文的世界中，我很难想象会有多少人甚至去考虑这个问题。顺民对和理非的理解，加上他们模仿政权的颐指气使，我必须承认这种风气影响到了我写作和交流的底气。顺民们小心翼翼地护着这个国家政治基因中最脆弱的部分：领导人不要随便批评，上街有出现打砸抢就是暴民，云云。

可是这是遮盖不了历史的伤痛的。历史不会因为这小心翼翼的呵护和拙劣的狐假虎威而翻开新的篇章。中国的所谓“政治体制改革”在中国梦的背景下如是，美国的“种族权力架构改善”在伟光正的想象亦如是。这种习以为常的自我设限和掩耳盗铃最终整出一个四不像：社会思潮的成长越趋畸形，所谓的共识也都只是观点交锋停火的产物，而非和平的结果。

讨论公权力的边界时，很多人都提醒我不能“西方地看”，也不能只“现代地看”。所有对现实的过分拥护（在我看来是过分）在中华民族苦大仇深的历史叙述，与分久必合的政治想象，是默认公权力越俎代庖的思想助力。现代地看与历史地看并不是忽略人本主义的理由。“人民”在政治制度中不应该只是“反应的群体”，也不该是笼统的概念。

政权的安全固然在某些方面很重要：社会的稳定，经济的发展，讲好听点是“提供稳定的环境”，讲真实一点是执政底气的反面。但是这种“安全”下牺牲了两件事情：其一，社会政治势力多元之进化；其二，政权本身执政能力的提升。“稳定压倒一切”不是什么执政的金科玉律，而很可能是执政底气不足的表现。

社会政治的多元发展早已掐断。三十一年后的今天，宣传部门及其拥趸享受着及大的政治声量，却也再没有凝聚共识和社会动员之能力，遑论有任何的道德感召。九八抗洪零八汶川的爱国虽说有举国体制的动员，但全社会不分阶层，在对政府信任滑坡之时（特别是地方政府），仍有凝聚的方向和准备。若读者想要争辩“民主素质为多元之前提”的话，很抱歉，即使这是对的观点，“民主素质”的养成也是历史的过程而非所谓“国民性”。

执政的底气之不足在今日的“舆情管理”中可见一斑。对上对下的责任和义务似乎越来越不可调和。举国的动员尝试也就是谈谈“武统”，“西方势力”之险恶而已。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，如果说胡温时期是步履蹒跚地前进，习在十九大后就是大步地倒退。四处“加强党的建设”是一剂猛药，杀死一千自损八百的策略。这次武汉扩散至全国的疫情中，让（上网的）民众真正安心的是各类新闻发布会和媒体报道，而非四个意识和两个维护。

纪念六四，不仅是纪念世人的勇敢，提醒我们威权处理民怨的可怖和人本主义的之重要，更是要看到多元在促进共识和提升治理能力（包括社会力量的制衡）的历史意义。社会政治势力的发展作为一种民间的制衡，一些国家的当权者已经在学习相处之道，而中国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片面的政权安全保护上。

哀民生之多艰。